從蒐集數據到參與決策，社區與公民科學帶動知識、行動與地方連結同步成長
當民眾拿起手機記錄鳥類、協助河川水質採樣，或與研究人員共同分析社區污染資料時，這些行動已不只是科學研究的「外包工作」，更可能成為一種具高度影響力的環境教育。2024年刊登於《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》的系統性回顧，整理100篇實證研究後指出，社區與公民科學（Community and Citizen Science, CCS）普遍能為成人與青少年帶來正向學習成果，並進一步促進環境行動、社區合作及公共參與。
研究團隊從1,693篇摘要開始篩選，經全文審查後，最終納入100篇符合條件的實證研究。這些研究橫跨生物多樣性、保育、水質、空氣品質、環境健康、農業及地方環境議題，參與者既包括學生，也涵蓋社區居民、志工與成人學習者。研究顯示，公民參與科學的價值，不只在於協助研究機構取得大量資料，更在於參與者能在真實問題中學習、理解與採取行動。
在所有學習成果中，「環境科學知識」最為突出，共有56篇研究觀察到正向成長；另有32篇顯示科學探究能力提升，包括提問、採樣、資料判讀、模型使用及證據溝通等能力。16篇研究指出，參與者對科學與環境的態度更為正向，11篇則發現參與者對自己處理科學或環境問題的信心提高。這代表公民科學可以把抽象知識轉化為具體經驗，讓學習者從「知道」進一步走向「會做」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環境教育成果並未停留在個人層次。研究中有29篇發現參與者出現環境行為或生態守護行動，例如分享保育資訊、參與復育、清理棲地，甚至運用監測資料向政府或主管機關表達意見；另有30篇顯示社區連結、合作、信任與共同學習有所提升。換言之，公民科學不只是提升科學素養，也可能成為推動地方治理與環境民主的重要工具。
研究也揭示，參與方式會影響學習深度。100篇研究中，81篇讓參與者蒐集資料或樣本，顯示「資料收集」仍是最常見的參與形式；但只有13篇讓民眾共同定義研究問題，13篇參與設計採樣方法，26篇參與資料分析，21篇參與解釋結果或形成結論。研究者指出，當民眾不只負責採樣，而能加入研究規劃、分析與成果傳播時，往往更容易產生知識深化、問題解決、社區協作及環境行動等多重成果。
部分案例顯示，參與者會因研究成果真正被採用而提高行動意願。例如，蝴蝶公民科學計畫中，95%的參與者表示曾向他人談論蝴蝶或保育議題；另有能源開發相關的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計畫，57%的個人受訪者曾利用平台資料與主管機關溝通，67%的非營利組織受訪者曾以資料向民意代表或監管單位陳情。這類成果說明，當監測數據與地方生活經驗結合，民眾更能理解環境風險，也更可能採取公共行動。
不過，研究同時提醒，目前多數成果評估仍高度依賴參與者自我陳述，部分研究缺乏前後測、比較組或長期追蹤，因此雖可確認整體趨勢正向，仍不宜過度推論因果關係。未來計畫應增加客觀能力評量、行為紀錄、長期追蹤及多元參與者分析，才能更精確判斷哪些設計最有效，以及成果能否持續。
對環境教育工作者而言，這份回顧帶來一項清楚訊息：高品質的公民科學不應只把民眾視為免費採樣人力，而應讓參與者理解研究目的、接觸資料、討論結果，並有機會將發現轉化為社區改善或政策建議。從校園空氣品質、河川巡守、都市熱島，到生物多樣性與公廁環境監測，台灣都具備發展在地公民科學的條件。若能結合數位平台、低成本感測器、教師培訓與地方政府資料治理，環境教育將可從一次性宣導，升級為持續性的共同監測與社會學習。
TIEQM認為，台灣未來推動環境教育與公民科學政策，應建立「參與分級、資料品質、成果回饋、政策接軌」四項制度。首先，政府補助計畫不宜只統計活動場次與參與人數，應要求民眾至少參與資料判讀、成果討論或改善提案；其次，應建立感測設備校正、採樣程序與資料審查規範，確保公民資料具可用性；第三，監測成果應以視覺化方式回饋社區，並公開說明採納情形；最後，應優先將公民科學導入校園、幼兒園、長照機構及高風險社區，使環境教育與健康風險管理、地方治理及永續發展真正整合。
（文章出處：Ballard, H. L., Lindell, A. J., & Jadallah, C. C.（2024）。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utcomes of community and citizen science: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。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, 30(6), 1007–1040。）
